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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形象危机与传统礼仪新建

原载《科学时报》 2004年

    在国人日感 “失礼”行为泛滥、道德标准滑坡的当今时代,彭林教授提出,只有“重新认识传统礼仪,制定适合当今时代的礼仪”,才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最具操作性的思路。同时,彭教授还呼吁:传统礼仪要从小学生抓起。这也是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

        传统文化的核心不能丢

  记者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呼吁全社会 “ 重新认识传统礼仪 ” ?
  彭林教授 :缘由很简单,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做博士论文到现在,快 20 年了,我的学术兴奋点几乎一直是在中国古代礼学上。儒家礼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里面有许多高妙的思想,可惜近一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人去阅读、去研究,因而始终没有成为大众的共识,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我们常常说应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这话很对,可是过于空泛。弘扬什么?怎样弘扬?先弘扬什么,再弘扬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个认识。 1983 年,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会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钱先生认为,在古代中国,从家庭到家族、国家,都是按照“礼”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大到国家典制,小到人们的服饰、建筑、行为方式等等,无不贯穿着礼的精神。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从本质上把握古代中国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钱先生的见解非常深刻,我十分赞同。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就一定要从它的核心开始,而不要舍本逐末。
另一方面,从社会现实来看,弘扬传统礼仪文明,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目前,社会各个阶层都感觉到了 “ 文革 ” 对人际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造反”的口号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扫荡殆尽。“知书达礼”原本是我们的传统,现在的状况却是,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学生不知道尊重老师,人和人之间普遍没有尊重。尊重是通过礼仪来表达的,尊重没有了,礼仪也就不存在了。行为失范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病。‘礼'原是中华民族一个长项,一个特色,现在却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清华有一位老教授说,他经常在白颐路、成府路上乘公共汽车,这两条路上大学很多,乘客中大学生居多,可是,从来没有人给他让过座,他非常寒心。这反映了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严重下降。所以,需要全社会来关注礼仪文明的重建问题。
记者 :有人认为礼仪是形式主义,您怎么看?
彭林教授 :这恰恰是由于不知道“礼”的内涵所造成的。中国古代的礼仪是以修身为基础的,《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礼发诸外”。“礼”就是合于“礼”的言行举止。你内心树立了德,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必然合于礼。 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叫“礼”,而只能叫“仪” 。《左传》说,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到达晋都的郊外,晋君派大臣去行“郊劳”之礼。迎宾的仪式从郊劳开始,步步为礼,极其复杂。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做错,晋国人看了佩服得不得了,说他真懂礼呀!晋国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他哪是懂礼呀,他做的不过是“仪”罢了!因为礼是治国安邦之器,而他国内的政治非常混乱,还到处欺骗大国,凌虐小国,喜欢乘人之危,灾难将要降临在他的头上,却浑然不知。他不知将精力放在礼的根本上,却专注于礼仪的末节,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懂礼呢?女叔齐的话很有道理。所以,礼是以内心的德为基本前提的,否则真的就是形式主义,或者是 “ 作秀 ” 。
记者 :您提到的礼仪失范的例子,都发生在现实中的公共生活领域。能不能说古代社会中缺乏公共生活领域,而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公共生活的增加带来的?我们不是 “ 失范 ” ,而是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规范?
彭林教授 :古代社会并不缺乏公共生活,人们的交际面并不狭窄,公共生活也是有规范的,并且为大家所接受。例子之一就是现在的韩国。他们的很多礼仪都是向中国学的。很多朋友和学生看了一些韩国电视片后跟我讲,韩国的家庭都非常温馨,人跟人之间都彬彬有礼,很羡慕。我到韩国去过很多次,最长的一次在那里呆了半年。在那里,人们见面、说话、宴请、告辞等等,都有固定的礼仪。在那样的氛围中生活,你会感到一种温情,感到自己被尊重。
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没有哪一个人说,他不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需要别人尊重就要从尊重别人做起。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并付诸行动,社会风气就改善了。韩国这套礼仪我们原来有的, “ 文革 ” 把它给摧毁了。我们认为礼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过时的、腐朽的、虚伪的东西,就把它彻底抛弃了。日本和韩国没有抛弃,而是一直在坚持。我有一个韩国学生,他来中国之前曾想,中国是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到了那里一定可以学到许多韩国没有的礼仪。可来了之后非常失望,学生见了老师都不行礼,他感到很不习惯。
记者 :那您觉得,我们日益感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缺乏尊重,是来自失 “ 礼 ” 的层面,还是来自失 “ 仪 ” 的层面呢?
彭林教授 :两者都有。一个是发自内心,一个是体现在行为上。
记者 :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呢:很多人还是有一颗善意之心和尊重之心,只是因为在我们的话语或仪式里缺乏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才导致这种“失礼”的出现。据说,在韩国光“您好”就有七八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彭林教授 :我们学日语,学韩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敬语。同一句话,对长辈和对平辈、晚辈说,是不一样的,如果对长辈说话时使用了对平辈的语言,是严重的失礼,是要受到指责的。实际上,我们过去说话也用敬语,非常讲究,文质彬彬的,例如称对方“您”、“阁下”、“仁兄”,称对方的父亲为“令尊”、母亲为“令堂”、儿子为“令郎”女儿为“令爱”等等,《围城》中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工作,都用“在哪里高就啊”之类的语言,言谈、举止都把对方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置。常常有学生对我说:“我心里尊重别人就行了,何必非要表现出来?”我说,如果你尊敬国旗,那么,在升旗时你就会自觉地肃立,肃立就是内心敬意的表现。如果你尊重老人,就会给他让座,让座就是你内心德性的流露。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在升旗时嬉笑打闹的人,内心会对国旗有敬意;也无法想象,一个不愿给老人让座的人,内心会充满仁爱之心。形式与内容是互相依存的,形式是内容存在的方式,内容是形式的灵魂。如果连起码的形式都不存在了,思想又到何处安身呢?


        礼乐不言

记者 :形式是很重要的,可是咱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把一些很有价值的形式都当成形式主义给排斥掉了。
彭林教授 :是的。任何国家的礼节都有它的形式,形式是必要的。如果把形式等同于形式主义,就很糟糕。我认为,我们 50 年来创建的最成功的一种仪式就是升旗礼。升旗礼,你说是不是一种形式?它就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足以唤起你对国旗、对国家的敬意和崇高感。这是非常典型的用礼和乐来教育人的形式。中国古人提倡礼乐教化,有它的高明之处。要教育你变成德行高尚的人,不用空洞说教的方式,而是寓教于礼,让你在参与礼仪的过程中,心灵得到感化和提升。关于天安门的国旗礼,我原来看过一个资料,最初不是这样。最初是由一位天安门管理处的工人完成的。每天到升旗的时候,他就拿着国旗独自走到广场的旗杆下,把旗子升上去。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又把旗子降下来。不奏国歌,升降国旗的钟点也不太严格。后来,有人提出了改革升旗仪式的建议,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民族的尊严就体现在这面旗子上,岂能随便找个人升降?必须由解放军战士担任旗手和护旗手,并且要有一个排的解放军荷枪护送。你只要看过这一礼仪,国旗神圣不可侵犯之心就会油然而生。
记者 :这种感觉似乎就比较接近那种信仰的东西了。
彭林教授 :那当然,它就是在把你的意识往那方面提升。你想,如果没有升旗礼,这种对国旗的崇敬感哪里来?怎么养成?光嘴讲,是没有用的。升国旗,还要奏国歌。这就是礼和乐的完美结合。整个仪式不讲一句话,但是它要表达的意思你全明白。在那种氛围下,你马上就能感到“礼”要告诉你什么。我们古代的“礼乐教化”也是如此,没有空话,而是把理念融化到了仪式里面。比如说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古代男子年满 20 岁,要举行冠礼,表示从此成年,从此对家庭、国家负有责任,意在树立成人意识。冠礼相当隆重,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主持,为成年者加三次冠,各有不同的寓意,每次加冠都有祝词,并且要为之取表字,表示期望之义。这种仪式给当事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记者 :咱们现在也有成年礼。
彭林教授 :对,可咱们的成年礼大多不太成功。我在清华有一门礼仪课,其中一课介绍古代的成年礼。我首先问同学,有没有在高中接受过成年礼的?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我请几位同学说说仪式的情况。有一位学生说:“校长讲话,几百个人都坐那里,最后喊几句口号,散会。”我问: “ 如果按10分制来打分,你给这个仪式打几分? ” 学生毫不犹豫地说:“0分!”
这个学生谈的情况很典型,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我们制定礼仪,不太注重我们民族已有的礼仪资源,嘴上说要弘扬传统文化,实际上总是想割断传统、另起炉灶。由于制定新礼的人缺乏文化素养,也没有深入论证,很多新礼都简单化了。有的成年礼是种棵树,有的是到烈士墓前喊句口号,就算成年了。这些活动没有特色,也缺乏深意,很难给学生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古代的成年礼是很有讲究的,很有文化底蕴,但我们决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充分吸取它的合理内涵,把它改造成适合当今时代的新礼。所以,我那门课给学生留的作业,就是让他们熔古铸今,设计出当代的成年礼、师生礼等等。
记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仪式会不会成为一种枷锁或者包袱呢?
彭林教授 :我曾经问学生,你们期待什么样的婚姻?是终生不渝的感情,还是那种没结婚就打算分手的婚姻?现在婚姻非常自由,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父母之命,完全没有了“枷锁”,都是自由恋爱了,按理说婚姻的质量越来越高才是,但是,离婚率却是越来越高。甚至有人说:“没有离过婚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这又说明什么呢?
记者:像现在这么高的离婚率,从某一个侧面来讲,是不是与结婚礼仪的简单化有一定关系?
彭林教授 :对啊,不郑重其事嘛!古代结婚,要经过“六礼”,也就是6种程序,非常之郑重,要给你留下终身不忘的印象:这是一个家庭的开始。为了一个家庭的建设,婚前要有很多准备,要有一系列的学习。女孩子离开家的时候,父母对她都有所教导。现在的所谓婚礼,往往成了比阔斗富的场所,比谁的车队档次高、谁的宴席排场大,铺张浪费,攀比成风。甚至有些领导借机敛财,这还能叫“礼”吗?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腐败的催化剂了。

        礼的根本是修身

记者 :上面谈到的很多失礼现象,是不是由于大家不知“礼”呢?
彭林教授 :对。说实话,在车上让个座、见人问声好,这些都不是礼的根本,而只是礼的枝节。但是,现在只能先谈这个层面上的东西,因为目前我们连这些东西都没有。
礼的根本是修身。我们读《礼记》,里面许许多多的话不是跟你谈那些繁文缛节,而是跟你谈修身。《礼记》第一句话就是“勿不敬”,这句话非常重要,具有提示礼学精神的意义,因为礼是强调“敬”的,可以说没有敬就没有礼。
礼学的基本要求就是对人、对事、对工作都要有敬意。修身养性,如果不把这一类意识“种”到心田里去,而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那就成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鲁昭公了。前不久,我到民进中央去做讲座,他们的秘书长给我讲了两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民进中央老一辈的领导人修养都非常好。比如叶圣陶先生,他名望那么高,但无论给谁打电话都非常客气,并且总是要等对方挂了电话他才挂电话。再比如雷洁琼先生,她的住所是一个回形的走廊,大家到会议室开会,每每要从她卧室门口经过。每逢大家走到她门口,正好她进门拿东西或者有什么其它的事,她总是先面对大家,跟大家打招呼,等大家都走过去了,然后才转身进门。她从来不会自顾自地转身进门,然后“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这两件事都很细小,但所反映的人格却是非常之高达。如果内心没有很高的修养,对人没有真诚的敬意,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记者 :从社会的层面来说,您觉得出路在哪里呢?
彭林教授 :我觉得要重建,包括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文革”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它对于传统文化所造成的破坏之大、影响之深,是无法估量的。但是,我们对“文革”的清算做得很不彻底,有些工作简直就没有怎么做。礼仪规范的问题就非常典型,原有的传统礼仪都被破除了,而新的礼仪又没有,想学都没有地方学,大众的行为怎么会有规范?我觉得,建立新的礼仪规范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了,再这样下去,整个民族的形象都会受到损害。现在许多企业都在推出形象大使,希望借助某位名人或者影星来树立企业的形象。 其实,企业形象是要靠每一位职员来树立的。国家的形象也是如此,需要每一位国民来塑造。 可是现在,我们国民在海外的文化形象并不好,人家见到一位彬彬有礼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总以为是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再就是台湾人;如果一个不讲礼貌的人,人家往往会判定是大陆人。原因是我们许多出国观光的国民表现很差劲,大声喧哗、不肯排队、衣衫不整、爱贪小利,人家就是通过他们来认识中国的文化形象的,谁说他们不是中国的“形象大使”?他们的表现,反映出我们对公民道德、礼仪教育的现状是何等的糟糕。


        国民的形象危机

记者 :那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些问题上升到国民的形象危机这么一个层面呢?
彭林教授 :当然可以。由于缺乏礼仪规范,国民在海外的形象已经出现危机,类似的报道,我们屡屡见于媒体。例如,前不久国内一个团到法国参观圣母玛丽亚教堂,他们在里面大声嚷嚷,不守规矩,一副没有教养的样子,结果被管理人员勒令退出,不许参观。又如,大陆到香港去旅游的人日益增多,但给港人的印象也不是太好。我在香港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这样的镜头:有一排人坐在维多利亚湾的围堤上,每个人都把鞋脱了,让脚在风里吹,过往的港人人人侧目。国民我行我素惯了,认为这是自己的自由,你管得着吗?他们都不愿意考虑别人的感受。这些都不是个案,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形象。问海外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答案常常就是“粗俗,没有礼貌,没有教养”。我们五千年文明就是这样?
记者 :现代的世界文明礼仪有一个通则,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出现了这些问题,说明咱们没有达到通则的要求。那咱们在过去做得好吗?
彭林教授 :现在韩国、日本的那一套礼仪,基本上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从他们的现在可以看到咱们的过去。我曾经在课上请一位韩国留学生介绍韩国家庭的一天,不同的家庭角色,各自应该怎样行礼。从这些看似琐细的礼节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尊老、互敬、好客等等的风气,是怎样一点一点地培养起来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第一次到韩国访问,那时中韩隔绝了几十年,彼此不太了解。有一次,一位教授问我:“听说你们全国人们都在学习一位军人?”他指的是咱们学雷锋。人家不理解,因为在韩国,军人的地位很低的。我说:“是啊,这名军人叫雷锋。”他好奇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向他学习呢?”我说:“他有许多优秀品质,比如说他非常尊敬老年人,看到老年人让座……”这位教授听到这里,一脸茫然,他说:“给老人让座,那是当然的啊,这样的道理难道还要向一名军人学习才会明白吗?”我无言以对。我们五千年文明礼仪之邦,即使多年开展了学雷锋活动,让座的风气还是树立不起来。到日本也是一样,看到老年人不让座的情况很少见到。韩、日对老年人的尊敬,都是从每一个家庭开始培养的。
记者 :有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性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彭林教授 :我觉得这太重要了!近百年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落后挨打,咱们丧失了自信。在文化上,咱们要么全盘苏化,要么全盘西化,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始终挺立不起来,这是民族没有自信的表现。所以,我多年以前就呼吁过, 要建立文化战略 。对于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本位文化不能保存,它就名存实亡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能区分这是傣族,这是苗族?因为他们有各自的文化,根据不同文化来判断你是哪个民族。如果你的民族文化消亡了,那么这个民族也行将消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这种例子极多。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你看,历史上有多少民族没有了!因种族屠杀而灭亡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然而,因文化消亡而消亡的民族就很多。比如说契丹,契丹在唐朝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俄语里的中国就叫 “ 契丹 ” 。它非常强大,但是在与别的民族交往的时候,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后来被汉、蒙古、女真等几个民族同化了。如果我们现在做 DNA 分析,完全可以找出有契丹人基因的人。可是,他再也不是契丹人了,因为他的文化已经没有了。契丹文在今天已经成了民族古文字,很少有人能读懂了。这个民族就从我们的版图上消失了。和它类似的,还有很多。所以,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千万不能小看。没有科技不足以强国,没有文化则足以亡种。顾炎武说过一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都很熟悉。其实,他还有非常深的论述,他把朝代的兴替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叫亡国,一种叫亡天下。“亡国”的意思就是说,张氏王国亡了,李氏王国起来了,李氏王国亡了,赵氏王国起来了,但这没关系,因为它们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还在。“亡天下”就不同了,那是亡国灭种,因为你的文化灭绝了。


        礼仪要从小学生抓起

记者 :您刚才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仪,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就不言自明地要回归到我们的礼仪传统。那么目前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彭林教授 :我觉得,首先要从普及中小学生礼仪教育抓起,这是非常紧迫的事。其次,就是礼仪教育要进社区。我曾经到崇文区的社区学院做过一次讲座,给我的一个启示是,应该发挥社区的作用。社区弄好了,传统礼仪才能走进家庭,才能扩展到更大的交往范围。另外,就是人文奥运的问题。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2008 年,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什么?我觉得要让世界看到在五千年文明熏陶之下的中国老百姓的文明程度,要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说,到那个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形象大使。从现在起,还有几年的功夫,赶快抓,可能还来得及。
记者 :古代有专门的礼制教科书,比如最早的《礼记》。那是否有必要编制现代版的礼仪教科书,让礼仪教育进课堂成为学生的必修课呢?
彭林教授 :对,我觉得至少中小学要这样做,尤其是小学生。“文革”以后几十年,我们这方面的教育完全中断了。韩国、日本的礼仪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来进行的。但现在我们家庭没有这个条件,只有寄希望于学校。这就需要一套教材。现有的礼仪教材,总体上都不太理想。有些礼仪教科书,以介绍西方礼仪为主。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统编教材,要有一个体现民族特色的教材。别让孩子什么都学西方人,我们自己不是什么都没有。礼仪教育要和孩子的修身、学做人结合起来。南宋的时候,社会非常腐败和混乱,当时朱熹就提出来,要根本改变这个社会,就要从孩子抓起。所以,朱熹编了一些给孩子读的教材。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要紧的是做,而不是给他讲多少大道理,那些道理他长大之后自然就会明白。先要教他孝顺父母,然后再推及到所有的长辈。在公共场所应该怎样?在家里应该怎样?要让他天天去做,形成习惯,好像天生就会的一样。如果家家孩子都这样,社会风气就悄然转变了。古代的礼,有些已经不合时宜,要扬弃;但合理的部分一定要弘扬。我一贯强调,礼是要与时俱变的。宋朝的礼不同于汉朝,明朝的礼又跟宋朝不尽相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今天的礼呢,也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推动这样一项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我是一介书生,是没有力量来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但可以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人文科学理应引领社会走向进步,为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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