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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社会(在北大的演讲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首先我要感谢北大学生会和主办单位给了我这一次机会,使我能够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问题与北大师生作面对面的交流。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礼乐文明诞生是伟大的历史进步。我们史学界有一位泰山北斗叫钱穆, 20世纪六十年代,钱先生在台湾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向他谈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是它的核心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博大的体系中,起着最深层的影响的东西是什么?钱先生说只有一个字,就是“礼”。他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一个家庭到整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是由“礼”来笼罩的。我们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的风俗差别非常之大。西方人是以风俗来划分国家的,如果按照西方人的观点,这么大的差别,就是不同国家了。可是在中国,不管你的风俗有多么不同、方言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在“礼”这个层面上都是认同的。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准则。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就非要了解“礼”不可。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以来,每当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的时候, “礼”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革命时,对“礼”的冲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说,“礼”就是奴隶制。《论语》上有句话叫做“克己复礼”,江青说“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江青把礼与奴隶制直接划了等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肃清,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这个“礼”来正名。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谈对 “礼”的认识,那么,我要说“礼”不仅不是反动、落后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在中国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谈到礼,就不能不去找它的源头,就一定会从“周公制礼作乐”谈起。大家知道,殷周之际,武王伐纣,把商朝推翻了。那时候武王身体不好,几年之后,武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成王年龄幼小,还在襁褓之中,不能亲政,于是就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来摄政。这个周公非常了不得,原本是一次寻常意义上的改朝换代,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了天翻地覆的一场体制和思想领域的革命。

    我们清华的前辈学者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 “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古代二千多年文明,政权发生过很多次转移,但大多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天子换了;这中间只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武王克商。拿今天通俗的话来说,殷周革命就是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殷商是奴隶制,我们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可以看到,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杀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奴隶或者战俘来殉葬。殷墟的王陵区有上千个祭祀坑,一个坑往往埋有十个被杀死的人。处于社会底层的战俘和奴隶,没有尊严可言,他们的价值与牛、羊、猪一样,不过是奉献给神的牺牲。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非常灿烂,我们所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许多最为雄伟、精美的青铜器,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但是,殷商王朝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虽然相当发达,但它的精神文明却是一片空白。殷墟出土十几万片甲骨告诉我们,商王无论什么事情,包括明天下不下雨、打猎能否有收获,乃至做了什么梦等等,都要占卜,这是一个神权的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失调,只能依靠暴政来统治人民。所以,牧野之战,七十万刑徒前途倒戈。一个物质文明那么强大的王朝、像纸房子一样顷刻之间就倒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令人感到惊讶不已。

    《史记 ·周本纪》说,周公晚上睡不着,就去找武王,发现武王也没睡。他问武王:“你怎么还不睡?”武王说:“我哪里睡得着?一个国力那么强的王朝,顷刻之间就灭亡了,我们如何避免重蹈它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这是摆在周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历史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和思考。他发现商朝前期的一些王还是很好的,特别是像祖丁啊,武丁啊,有的在位五十多年,有的在位七十多年,当时国力非常强盛。到后期的那些王,在位时间都不很长,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都是短命的王。周公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失德。周公认为商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他们失德。失德者失人心,失人心就必然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在《尚书》还可以读到很多篇周公对当年臣下的训诰,他反反复复提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朝亡国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夏的后面。那么怎么办?他提出一个口号,叫“明德”。周公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把“明德”作为执政纲领的政治家。为了保证这样一个纲领的实施,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制度,后人称之为“礼制”,这就是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

    德政要怎么样体现?德政要有制度来加以保证。周公设计的这套制度跟商朝截然不同,王静安先生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又自其表言之,则故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又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周公那样一种深思熟虑、制定的体制那样完备,后面有多少个朝代都在跟着往下走,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也无法明白周公的用心和胸襟。王静安先生在概括了周公制定了一些礼制之后说,周公用来纲纪天下的宗旨是什么呢?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执政,不是靠行政权力或者暴力,而是靠道德。这是我们首先要谈到的,只有理解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往下谈。

    我们现在读《尚书》,感到非常亲切,因为它里面很注重民意。它里面有一篇非常著名的《酒诰》,商朝人很喜欢饮酒,惟长夜之饮,喝得连日子都弄不清了,最后亡国了。周公就告诫自己的官员不要酗酒,谁要是酗酒就把他杀了,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他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意思是说,要把老百姓对执政者的反映当作一面镜子,而不要仅仅把水当作镜子。《尚书》里还说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威)自我民明威。”以前人们讲到周朝的时候,总是说周朝人爱讲“天命”。其实周人的“天命”是个幌子,他讲的是天,实际上是在说人民。《尚书》里还有那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这么说的证据,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所见,是通过人民的眼睛得到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上天所看到的;天之所听,需要借由人民的耳朵,老百姓听到的,就是上天所听到的。这是一种何等进步的思想!江青说周公代表的是奴隶制,简直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天下哪有这样的奴隶制?周人的这种思想,把人民看作是社会之本,我们把他叫做“民本主义”。

    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从商到周,是从奴隶制迈向了封建制,当然这是有争议的,比如郭沫若就说到战国时才进入封建社会。文革之前,学术界里多数学者认为西周时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殷周之间差异实在太大了。有一位叫方东美的台湾学者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觉得可以和王静安先生的话相互印证。方先生说,殷周之际是历史上变革最为巨大的时代,殷是一个神权主义的时代,而西周则是进入到了人本主义时代。他说,殷商是神话时代,当时的古希腊也处在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比较短,因为中国从西周起就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而古希腊直到我们的战国时期才转入人本主义时代,所以古希腊的神话特别发达,我们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早熟,这是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周公制礼所规定的一套制度奠定了我们两千年文明的底蕴,在他之后,基本上只有量变,没有什么质变。中华礼乐文化的底蕴在这时就奠定了。

    孔子非常推崇周公,他说过 “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这样的话。他认为周公推行的制度最好,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赞成周公的德政,但是德在内心,外边看不到。于是他把德理解为一个“仁”字,说“仁者爱人”,有德的人必然最懂得爱人,懂得珍视人的价值,懂得尊重别人。后来,孔子的学生把孔子仁的理念理论化,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那时候百家争鸣,很多人提出了各自的政见。但凡一个思想家,在提出自己学说的时候,总是要寻找自己学说与人的特性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找得越好,越符合人类的特性,就越容易推行。法家认为人都怕死、怕受刑,所以主张用法来治国。道家认为人都不愿意受束缚,不愿意受限制,所以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儒家不然,儒家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的喜怒哀乐之性最值得尊重。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它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执政者应该尊重人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欢暴力,就不要把暴力强加在人民头上;你不喜欢痛苦,就不要把痛苦强加于人们头上。但是,如果把人性的合理性过分的张扬、无限的夸大,不许有丝毫的约束,那就无异于把人等同于畜牲,牛马之性不需要受到约束。人性不能自发地达到一个无过、无不及的理想位置,所以要教育。人跟动物的不同之处,是人能接受教育,《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修正人性之道就是教育。

    周公所制的礼,主要体现在一些典制上,到孔子之后,又加进了一套修养性的东西,一套教学方法。到了荀子,他把法家的东西吸收了过来,把礼和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礼学的体系,影响非常之大。礼学体系内容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的东西等等。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礼乐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在 20世纪八十年文化大讨论的时候,人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怎样界定“人”?实际上,在儒家的典籍《礼记》中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人懂得礼而动物不懂得礼,《礼记》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礼,就是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禽兽。所以《礼记》又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儒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懂不懂礼,举手投足是不是体现出礼的精神。《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一种道理,只有固守这一点,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BR>在儒家的眼中,礼又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唐代学者韩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孔夫子用“六艺”教学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写得非常简略,猛一看,看不出什么深奥的问题来。孔夫子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呢?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经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这问题,司马迁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因为乱臣贼子的出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要懂得防范。

    韩愈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春秋是一个文化碰撞非常激烈的时代,周边的夷狄与中原发生了非常频繁的军事冲突。韩愈认为,军事冲突从本质上讲是文化冲突。在彼此的冲突中,文化发生了转换,有些夷狄之邦发现中原的礼仪很先进,就模仿和学习;而中原的某些诸侯却向往夷狄的文化,也在模仿和学习。而这两种学习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明靠拢,还是相反。韩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要严夷夏之别,夷夏之别的根本是在礼。韩愈说,中原的诸侯转而用夷狄之礼,那么,我们就要把你 “夷狄之”,就是把你当作夷狄来看待,不再认为你是中原的一员。相反,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转而使用了我们中原的礼法,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要“诸侯之”,把它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韩愈的说法没有种族歧视,唯一的标准是文化。他认为,春秋时期中原与周边四夷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就是先进文化和后进文化的较量,是让历史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的大问题。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深意之所在。

    中原文化代表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文化,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养,这就是礼仪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讲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现在有些学校也在讲授一些礼仪课,但它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将来你去求职,如果不注意礼仪,就会被人家刷掉。所以,你只要学习了礼仪,求职时就可以过关了。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开礼仪课,貌似有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不对的。中国古代的礼仪是以修身作为基础的,《礼记》说,只有 “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诸外”,你内心树立了德,德辉动于内,表现在行为上才是合于理的礼。所以,我们强调礼要和修身结合起来,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叫礼,而只能叫仪。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到达晋国的郊外,晋君派大臣去迎接他,称为“郊劳”。迎接的仪式从郊劳开始,步步为礼,极其复杂。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做错,晋国人看了佩服的不得了,说他真懂礼呀!晋国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他哪是懂礼呀,他做的不过是“仪”罢了。礼的根本是要治国安邦,而他国内的政治非常混乱,还到处欺骗大国,凌虐小国,喜欢乘人之危,灾难将要降临在他的头上,却浑然不知。他不知将精力放在礼的根本上,却屑屑于礼仪的末节,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懂礼呢?女叔齐的话很有道理。所以,礼是以内心的德作为基本前提的,否则就是做秀。

    我目前在清华开设了一门介绍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的课,经常有同学问我,怎样树立起新时代的行为规范?我总是回答说: “去读读《礼记》吧。”《礼记》的主题都是讲如何修身,例如说“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要懂得自谦和尊重他人,即使是一个摆地摊的,也一定有值得尊敬的地方,不要因为贫富和地位等因素而歧视别人。《礼记》又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是说人要懂得谦虚自守;“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看到钱财,不要总是想怎么去占有它;遇到危难,不要总是想怎么去逃脱它。又如“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朝言不及犬马”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格言、警句,如果大家都能谨记于心,社会风气就会好得多。

    我们清华有些理工学生非常可钦佩,他们非常喜欢学习古代经典。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些研究生在自发地学习《礼记》,我问一位同学:《礼记》的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 “毋不敬”,你知道它的意思吗?那位同学听后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三个字都认得,有什么难解的地方呢?我告诉他,礼是以敬为主的,所以朱熹说“毋不敬”是一部《礼记》的纲领。我在清华讲课时,要求学生在心里有一个大写的“敬”字,要时时想到尊重自己,尊重同学,尊重老师,尊重学业。有了这个大写的“敬”字,很多事情你就知道自律了。我们现在老是要求学生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总是在行为上作硬性规定,而很少让学生在内心把“德”树立起来,所以效果很差。如果让学生懂得礼的核心是“敬”,那么就可以让他凡事用这个“敬”字去衡量,效果就会好的多。

    现在大学里边上课,上课迟到已经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且迟到之后毫无愧疚之色,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此外,上课时打手机,回答老师的问题时,连站都不愿站起来。殊不知,这样做既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自己,是胸中没有 “敬”字的表现。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毋不敬”三字作注的时候说:“礼主于敬。”唐朝的贾公彦《礼记疏》申述郑玄的话说,古人把礼分成吉、凶、军、宾、嘉五类,五礼的实质,无一不是通过“拜”的形式来表达“敬”的。夫妇相敬,君臣相敬,士与士相敬,对自己的亲人就不用说了,那怕已经逝去,依然要保持敬意。由这个“敬”字,可以衍生出很多东西,就会有礼让。文革时候造反,老师也成了资产阶级,我怎么会尊敬你?我不反你就是好的。现在这些流毒并没有肃清。

    我以前看过一个报导,贵校的一位副校长到韩国某大学访问,对方校长陪着参观校容,走到某处,有几个韩国的学生正在那里玩,他们看到校长陪着客人过来了,马上自动站到路边,向校长和客人恭恭敬敬地鞠躬。北大这位校长很惊讶,说我在北大可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今天我在来北大的路上遇见我们清华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北大作一个关于礼乐文化的讲座。他很感慨地说: “ 我最近老坐公共汽车,我已经六十八九岁了,从来没有人给我让过座。让我感到难过的是,这趟车上大部分是北大、清华的学生。 ” 当时听了,我也很惭愧,我们作为老师,没有跟学生讲做人的道理,没有讲 “ 毋不敬 ” 的道理。无论什么事情,你首先应该为对方着想才对,比如你在家里开电视机或者开生日聚会的时候,应该想到,我这么闹,会不会影响邻居休息?人家还能不能看书?在饭店里面吃饭,不管周围有人没人,我们都喜欢大声嚷嚷,这也是一种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嚷嚷惯了,到了哪个国家都是一样,闹得人家饭店里的客人没法谈话。我们做事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时间不多了,就说这么一些,点到为止。

 

 
(经彭老师授权使用,如需引用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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